|引言

账上流水说不清！亲人之间买房卖房，竟被认定是恶意逃债。本篇文章公小衡将结合案例针对“债权人撤销权与合同无效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整理和研析。

基本案情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观点：

认为陶甲与温某、张某、韦某之间的买卖合同，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情形，且主张价款已付，不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行使条件。

认为陶甲与陶乙之间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归还代持房产，故买卖合同本身无效。

判决结果：仅确认陶甲与陶乙的合同无效，驳回了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观点：

推翻一审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二审法院并未局限于审查交易价格是否“明显不合理”，而是综合全案事实进行实质性审查。法院指出：

陶甲在负有巨额债务且经强制执行未果的情况下，集中将房产转移给近亲属。

当事人之间除主张的购房款支付外，存在大量无法说明的异常资金往来。

受让方均为陶甲近亲属，关系紧密，操作便利，且无证据证明其有真实购房需求与经济能力。

认定构成恶意串通：基于以上事实，二审法院认定，陶甲与温某、张某、韦某、陶乙之间的系列房产转让行为，实质是恶意串通，以形式上合法的买卖掩盖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陈某合法权益的非法目的。

法律适用：该行为违反《民法典》第七条（诚信原则）和第一百五十四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

最终判决：

撤销一审判决。

确认陶甲与温某、张某、韦某、陶乙签订的全部案涉《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

判令各受让人（温某、张某、韦某、陶乙）将相应房产恢复登记至债务人陶甲名下。

裁判依据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面临举证困难时，法院如何通过主动审查合同效力，适用“恶意串通”规则为债权人提供救济，并厘清了不同法律路径的后果。

从“债权人撤销权”到“合同无效”的司法审查转向

制度差异：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五百三十九条）关注债务人的行为是否不当减少其责任财产（如无偿或明显低价转让），侧重于行为的外部公平性。而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关注行为人与相对人的主观恶意与合谋，旨在打击通谋损害第三人的行为，侧重于行为的非法目的。

本案适用：一审法院拘泥于撤销权框架，因交易价格“形式合理”而驳回诉请。二审法院则穿透表面交易，通过审查亲属关系、异常资金流、债务状况等，认定当事人存在损害债权的共同故意，从而适用合同无效规则。这体现了法院为追求实质正义，依职权对合同效力进行主动、全面审查的司法能动性。

“恶意串通”的司法认定标准

本案为认定“恶意串通”提供了可操作的要素参考：

时间背景：行为发生在债务产生后，尤其是经诉讼、执行仍未能清偿期间。

主体关系：交易双方为利益高度一致的近亲属，便于通谋且风险低。

行为异常性：短期内集中处置资产，且资金往来混乱、无法合理解释。

结果损害性：行为导致债务人责任财产实质性减少，偿债能力显著下降。

合意推定：在具备上述要素时，可推定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共同故意。

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与“入库原则”

二审法院在确认合同无效后，直接判令恢复财产登记，支持了债权人的核心诉求。

但判决书（及法官后语）明确指出了关键一点：基于合同无效的返还财产，适用 “入库原则” 。即被追回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陶甲的责任财产总池，而非直接交付给债权人陈某。

陈某仍需通过对陶甲提起新的执行程序，就该部分恢复的财产实现其债权。这与债权人撤销权胜诉后，债权人可直接请求相对人向自己清偿（或申请执行）的规则（参见《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四十六条）有所不同。这提示债权人在选择诉讼策略和后续执行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程序差异。

案例评析

本案敲响警钟：债务人试图通过亲属间“合理对价”交易转移财产以规避债务，风险极高。司法实践已转向实质性审查，将穿透表面形式，综合审查交易背景、资金流水真实性、亲属关系及债务状况。一旦被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相关合同将被直接认定无效，财产返还，且债务人及受让方还可能面临诚信惩戒。切勿心存侥幸，形式合规并非“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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