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小衡聚焦本案，围绕滥用职权罪与贪污罪的区分关键——“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结合裁判要旨解析非国家工作人员共犯认定标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职边界及职务犯罪风险防范提供实务参考。

基本案情

2014年至2016年间，广西某县在推进城市建设用地征收过程中，时任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张某某、某镇镇长周某某、县征地拆迁管理办公室主任陆某，作为土地收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实施负责人，负有征地、审核、规划、安置等法定职责。

在征地过程中，被征地村民杨某1、杨某2、杨某3（其中杨某1为生产队长）以帮助政府动员村民配合征地为由，向张某某等三人提出给予9份安置地作为“奖励”。为顺利推进征地工作，三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意该要求，并超越法定职权，与三名村民共同商定，通过伪造承诺书、协议书等材料，虚构征用三人各202.5平方米土地的事实，违规将9份国有划拨安置地（合计607.5平方米）分配给杨某1等三人。

2015年10月，三名村民将上述安置地分别转让给他人，共获利292.8万元，其中杨某1、杨某2、杨某3分别获利107.8万元、105万元、80万元。案发后，杨某1仅退出违法所得2万元。

法院判决

（一）一审判决（平南县人民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陆某、张某某、周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杨某1等三人，共同虚构征地补偿安置事实，骗取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价值数额特别巨大，六人行为均构成贪污罪，且均为主犯。据此判决：

陆某、杨某1、杨某2、杨某3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罚金60万元；

张某某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罚金60万元；

周某某有期徒刑十年，罚金60万元；

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

（二）二审判决（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定性错误。张某某、陆某、周某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杨某1等三人虽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密谋、共同实施伪造材料等行为，依法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据此改判：

张某某、周某某、陆某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杨某1、杨某2、杨某3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

责令三名村民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裁判依据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无非法占有目的、未实际分赃的情况下，与非身份人员共谋将公共财物交由其占有处置，应定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还是诈骗罪？

（一）不构成贪污罪

贪污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且通常以行为人本人或共同行为人实际取得或意图取得财物为表现。本案中：

张某某、陆某、周某某三人未占有任何安置地或转让款；

也无证据证明其与杨某1等三人约定事后分赃或存在其他经济利益；

其行为动机在于“顺利推进征地工作”，而非为本人或他人谋取非法利益。

因此，缺乏贪污罪所必需的“非法占有目的”，一审认定为贪污罪属于主观要件认定错误。

（二）不构成诈骗罪

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本案中：

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处置国有划拨土地，而非单纯的欺骗行为；

杨某1等三人虽参与伪造材料，但其行为依附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不具有独立的欺骗决定性；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非“被骗者”，而是主动滥用职权导致损失，不符合诈骗罪的被害人错误处分特征。

因此，亦不构成诈骗罪。

（三）构成滥用职权罪及其共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案中：

张某某等三人超越法定职权，违规给予不符合安置条件的村民安置地；

其行为造成国有划拨土地被违法转让，国家财产损失近300万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主观上虽无非法占有目的，但故意滥用职权，对损失结果持放任态度，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观要件。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

虽然《刑法》分则中滥用职权罪的条文未明确列举非身份人员，但依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非身份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实施渎职行为的，可以共犯论处。

本案中：

杨某1等三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密谋、分工合作，积极实施伪造材料等行为；

没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三名村民无法实现违法获取安置地的目的；

其行为在性质上附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应以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案例评析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切莫为“推进工作”而滥用职权，即便本人未分文获利，超越职权违法处置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依然构成滥用职权罪，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更需警惕的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若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配合实施渎职行为，同样可成为滥用职权罪的共犯，难逃刑事追责。法律不唯结果论，更重行为本质——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等于没有犯罪。任何以“工作便利”之名行违法处置国有资产之实的行为，最终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公权力必须依法行使，私主体亦不可侥幸依附于违法职权行为，否则殊途同罪，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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